一层天花板漏水，怎样最快找到原因？银行交易不能完成，怎样快速推断出问题所在？如何判断通过阻断促卵泡激素来消减脂肪和增加骨骼的科学假说？怎样通过提升思维素养培养领军级别的信息技术研发人才？……
这些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有没有可能用一套思维策略快速找到答案？
在董毓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资料图)
每年暑假，董毓都会像“候鸟”一样，从加拿大飞到中国开设批判性思维培训课程，除了疫情期间中断，这样的“迁徙”坚持了12年。
并非“否定”之学
很多人一听到“批判性思维”，第一反应就是“否定”之学，这让董毓碰了不少软钉子。
一些原本谈好的合作单位中途改变主意，部分领导也婉拒了出席推广活动的邀请。
2014年，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杨叔子的牵头下，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刘玉、董毓等发起筹建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分指导委员会。至今，这一委员会还没有去掉“筹”字。
担心望文生义产生误会，或产生不一样的认知，有些学者干脆改换了批判性思维的名字，比如称作审辩性思维、思辨、明辨。董毓也一度想过要不要换个名字推广批判性思维，当然，“叫什么并不重要，最关键的是要把这件事做下去”。
直到后来，两院院士大会上两次有关“批判性思维”的提法,让董毓坚定了不改名的决心。“它意味着人们要往前发展，在探究中获得更多知识，而不是只评判现有知识。”
何为批判性思维？上世纪初，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提出反思性思维，通过探究、论辩来反思对知识的论证，被认为是现代批判性思维的鼻祖。
1990年，美国哲学学会组织了一次历时两年的专家研究，讨论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和内涵。46位批判性思维学者制定了一个“专家共识声明”，他们给出的定义是“有目的、反思性的判断，表现为对证据、背景、方法、标准及概念的合理运用和考察，以便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
董毓举例说，油炸食品表面焦脆而香，内部多汁而嫩。然而，好吃的原因真是锅里的油吗？并非如此，它的焦脆和香味主要是因为高油温使食材表面快速脱水，产生焦脆效果和美拉德反应。有没有替代做法也能达到同一效果？于是，荷兰一位工程师改进发明了“空气炸锅”。
为什么外国人能发明空气炸锅，中国人却只能仿制空气炸锅？其实是思维帮了他们。这并不是什么科学原理的重大突破，而是由理解知识原理、分析因果机制、寻找替代手段、综合已有应用、追求改进发展而产生的。
“批判性思维始于对观念、知识或决策的依据进行全面探究，最后得出判断。不少人认为，批判性思维就是‘质疑’，质疑就是‘反对’，其实批判性思维只是提出‘要看理由再判断’的要求，之后主动搜寻、分析和评估理由，再对观念作出判断。”董毓解释道。
正因如此，“国际上越来越多用inquiry，即‘探究’一词来定义批判性思维的内核。探究比质疑更能反映运用批判性思维思考的全过程”。董毓补充道。
“特别是进入AI（人工智能）时代，ChatGPT书写的‘人机莫辨’的文章看似行文流畅，实则经不起推敲，存在不辨真假、无关因果、不接地气、不管自洽等十多项缺陷。”不久前，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全国高校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育研讨会上，董毓列举了一篇 ChatGPT书写的文章。
ChatGPT生成式内容的缺陷使批判性思维养成更显急迫，但该怎么做，多数人仍茫然无措。
碰了一个不小的钉子
这样的茫然，董毓也有过。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董毓于1978年被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录取。该校时任校长朱九思提出，学习自然科学哲学必须先掌握一门自然科学。因此，他前3年学习无线电专业，最后一年学习哲学。
学生时代的董毓对琴棋书画样样喜欢，考试和知识竞赛经常拿第一名。后来，他师从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江天骥攻读研究生学位。
但就是这样一名国内优等生，来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并跟随国际知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沃特金斯、沃勒尔学习时，却碰了一个不小的钉子。董毓拿着在国内写的文章给沃勒尔，沃勒尔委婉地告诉他，“你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当时在国内做科学哲学研究的人，只需要说清楚波普尔、艾耶尔、拉卡托斯这些哲学大家是怎么想的。但到了伦敦，第一次和波普尔谈话时，他并不关心‘你说他是怎么想的’，而是关心‘你是怎么想的’。”董毓说。
在国外，如果一名教授评价学生“有批判性思维”，最朴素的意思就是这名学生能提出问题、有想法，而且还能说出一点儿道理。但和很多中国学生一样，董毓课堂沉默、不会提问题，硕士期间几乎无法融入师生讨论中。
直到1989年，他到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读博，师从国际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协会创始人大卫·希契科克，才真正搞懂了批判性思维。
毕业后，他留校教授批判性思维、科学方法、逻辑、知识论等课程，之后又自学了编程，进入产业界发展，先后在咨询、制造业、软件、互联网、金融等多个不同类型的公司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
如何提出好问题？董毓从出国留学时就开始思考。2020年，在《中国科学报》“研究生不会提问之思”专栏中，他撰文回应了这一现象：长期以来，教育的第一甚至唯一的理念不是探究知识，而是记忆书本知识，这样怎么能形成提出研究性问题的习惯？
董毓指出，能否提出问题主要来自于实践，这是杜威提出“干中学”的要义。但能否提出好问题则不仅在于实践，还在于技能，比如学生需要知道什么是好问题、如何形成好问题等。“形成好问题要研究问题，收集正反信息，通过新信息进行论证，判断真假、好坏，进而知道具体问题的解法或各方观点哪家好。”
一般来说，基础教育培养的重点是探究意愿，如讲道理、开放的精神、愿意聆听的态度、通过调查发现真相的行为；而大学更倾向于培养探究技能。“只不过，相对探究精神的培养，技能学习要更容易一些。好问题的性质和标准已是国际常识，并在欧美等国普遍作为大学生的基本技能而训练。”董毓补充道。
批判性思维就是一套发现问题、分析论证、解决问题的理性思维工具，可以广泛应用于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唯一的特例是“不要用批判性思维来谈恋爱和处理家庭生活”。董毓在他的《批判性思维十讲》一书中写道：“世界上唯一正确的事就是听太太的话。”
一些大科学家没有系统学过批判性思维，但却具备相关能力，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如果一个人对探究自然社会有好奇心，主动质疑自己和他人的观念，并愿意开放性思考再和追求实际验证，他就是在进行批判性思维。有些人天生就是批判性思维者，只不过，即便在强调批判性思维的西方教育中，这些人也仍是极少数。”董毓说。
“巧变花样的魔术师”
他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子。
每周7天，1天工作，6天写教材。这个工作节奏很像《三体》作者刘慈欣当年在发电厂上班时写小说的情形。作为加拿大某跨国公司的首席数据库架构师和工程师，董毓常常守在两台电脑前，只要后台运转自如，他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能做到这个份儿上，离不开批判性思维。
在咨询公司面试成功后，还有两周才入职，完全没有商务经验的他向公司要来资料学习。所有人都很惊讶，没有哪个面试者在入职前就开始发奋学习的。但在董毓看来，“批判性思维首先要做的是探究。谷歌招聘把合作、探究、爱学习放在第一位，反而把技术放在末位”。
董毓刚入职一家金融公司时，客户数据需要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整和清理。主持该项目的同事攻关了48小时仍毫无头绪，整个公司发展计划被该项目“卡脖子”。而他在接受同事的求助后，仅用两个小时便把难题化解，挽回了一笔巨额损失。
“你是怎么想到的？”同事不解。在他们眼中，董毓是“巧变花样的魔术师”，仅用几组指令就能完成对系统的复杂调节和重大升级。
“沉下去研究，理解大型数据系统程序中什么控制什么的内在机制，把问题分解来解决，多实验，然后把它们综合起来，就能解决复杂问题、产生新效果”……
身旁的同事似懂非懂地听着。虽然批判性思维源自西方，但并非人人都能掌握。“有探究欲望的人掌握得好，如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反之，学习动力不足的人掌握得一般。”董毓告诉《中国科学报》。
有了批判性思维的助力，他总能用一天左右时间完成一周的工作。剩下的时间，他就像山羊啃草皮一样，笔耕不辍地撰写批判性思维教材、文章。
“人的认识过程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样的话我们早就听过无数遍，可是具体怎么做，我们从没受过相关训练。我不愿意下一代人再重复上一代人的困顿了。”董毓坦言。
从小受到当语文老师的父亲的熏陶，董毓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尤其是边塞诗和苏轼、辛弃疾的词，其中的人生正气让他笃定“做人一定要大气，要有志气”。
而他的“大气”和“志气”，就是与现实结合，把批判性思维与专业教学，特别是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中国学生普遍存在‘三无’问题——无问题、无想法、无论证，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是回答‘钱学森之问’、培养高科技人才所必须涉及的话题。”
搞电子商务的能讲好批判性思维？
董毓渴望发挥所长的那一天，机会终于在2008年到来。当时他回国探亲，途经母校华中科技大学，接待他的正是当年无线电专业的同学刘玉。
刘玉在负责学校Dian团队种子班的教学改革，正在寻找一名能够教授学生理性思考的教师，听闻董毓能开课，心里一阵欢欣的同时也不免打鼓。
刘玉眼中的“董大才子”很有性格。大四临毕业，刘玉在应届毕业生篝火晚会上修改了董毓的自由诗，他便拒绝在作者栏中署名。
搞数据库和电子商务的工程师真能讲好批判性思维课吗？是真是假，一试便知。一节课试讲下来，刘玉和同事当即拍板，由董毓担任这门课程的主讲教师。
从2010年起，董毓把每年三周的假期由“圣诞节”调整至“暑期”，并开始了“候鸟”之旅。这对“同学搭档”把批判性思维培训课程推广到了大学、中学。授课对象不仅有学生，还有大学、中小学教师。
刚回来开课时，国内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的高校仅有个位数，而且偏逻辑教学。不少学生自以为掌握了批判性思维，实际上学的却多半是形式逻辑。
“逻辑是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工具，但批判性思维远大于逻辑。说批判性思维是‘探究实证’，就是指它执行提问、发散思考、经验实证的任务，即提出探究性问题、探索新信息、提出新想法、作多样辩证的比较、进行实质性检验。这些是创造知识必需的能力，也正是中国学生最缺的，而形式逻辑基本不教这些。”他解释道。
有意思的是，他的批判性思维课程最先吸引到的正是逻辑学、外语，以及指导公务员、MBA、司法考试的教师。后来，信息科学、机械、光电……陆续加入培训和研讨会的教师、学科越来越多。
就在此次举办的第十届全国高校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育研讨会上，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教授包卫东告诉《中国科学报》：“指挥官要应对各种突发场景，这需要他们具有发散性思维，而军校要求的是‘服从命令’，做好二者的平衡，需要批判性思维介入，并与专业教育形成很好的结合。”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编写出版的《小学批判性思维教程》，其主要编者王婧是董毓培训班的学员，这部教程也是他教材的“小学”版。后来，该校运用批判性思维等方法培养未来科学家，独创了针对“勤审辩”“会探究”“善创新”等未来科学家素养的对话教学方式，并在不久前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批判性思维改变了学生，也让授课者有批判性思维者的品格。
在刘玉的Dian团队里，有一名叫万庆徽的学生，他曾因想法异于常人而被怀疑是“问题学生”。但在一项批判性思维测试中，他的“质疑能力”得了70多分，远高于其他学生。这给刘玉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给予了万庆徽很大的宽容。万庆徽在毕业数年后，果真用自己的奇思妙想，为抖音提供了“百万英雄答题会”的策划案，并晋升为部门高管，最近又离职创业。
“再也等不起了”
14年过去，不了解的人以为董毓借着批判性思维挣了大钱。其实，他不仅课时费不多，而且为了有效推广批判性思维作了不少免费讲座，甚至把辛苦撰写的教程、PPT无偿分享给学员。
虽说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的高校从个位数变成了200多所，但绝大部分都是小规模开设，只有华中科技大学、汕头大学、西安欧亚学院、厦门工学院等面向全体学生开设。
“这个速度太慢了。”这是董毓深感遗憾之处。中国有近3000所高校，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还得“百八十年”。
然而，有人借批判性思维之名做低劣的“山寨”。一些与人性背道而驰的行为、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也被冠以“批判性”的标签，这对批判性思维的认知负面影响很大……种种误读、偏见让董毓觉得“再也等不起了”。
202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项跨国调查指出，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中国、印度、俄罗斯中最强，但到了大四却被俄罗斯学生追上，由此引发的热议，至今余波仍在。
这一“反常识”的结论背后，真相究竟如何？当时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董毓指出，该调查所测试的推理部分（在调查中被称为分析）有可能集中在演绎的概念上，这是数学较好的中国计算机和工科学生的优势。
“批判性思维的主要指标有几十项，而测试工具通常只测十几项，怎么能根据几道测试题就说明中国学生有批判性思维？如果不全面考查，便难以反映整体真正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自信向来求真的董毓，在当天会场上，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那股认真的劲头，似乎依然带着年少时拒绝给诗歌署名的傲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