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铜钱与区域国际货币，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说，在我们眼里肯定有些怪异。然而，若我们带着好奇心使劲钻钻故纸堆，就会发现，一千多年前，中国通用的铜钱确实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广为流行，信用甚至超过诸古国自己发行的钱币。正是广州这样外贸大港的存在，使之成为可能。本国货币赢得国际“硬通货”的地位，这在今人看来可是了不得的成就，宋钱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的老祖宗，又是如何看待这一成就的呢？

▍蕃舶“形如山岳”，满载铜钱出港

我们之前说过，千年前，不少粤商凭着一船船宋瓷，在海外掘到“第一桶金”。沿着古代海上丝路的轨迹，从交趾古国（今越南北部，传说因当地百姓走路脚趾相叠而得名）到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到天竺（今印度）、大食（古代阿拉伯帝国），乃至北非一带，到处都有宋瓷。不过，除了瓷器与丝绸，大宋还有一样宝贝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特别受欢迎。根据我在故纸堆里刨出来的史实发挥一下想象力，假如你我回到一千多年前，带着一口袋铜钱在东南亚某个岛国登陆，很可能受到贵宾一样的对待，本地人会拿着一大堆香料、珠宝，来交换这一口袋“孔方兄”，咱俩一下子就发了大财。当然，万一不好彩，我们在食人族部落占据的小岛上登陆，他们对把咱俩油炸了的兴趣远大过对铜钱的兴趣，啥都别说，赶紧撒丫子狂奔吧。

当时的宋钱在海外流行到什么程度呢？看看《宋会要辑稿》中的一段话：“国家置舶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今积习既熟，来往频繁，金银铜钱，铜器之类，皆以充斥外国。”就像瓷器一样，近至东南亚，远至西亚、北非，今天到处都有宋代铜钱出土，许许多多在考古发掘下重见天日的宋钱，被各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成为当年宋钱“充斥外国”的证据。

不当吃、不当喝的宋钱“充斥外国”，只有一个可能——海上丝路沿线各国人民都喜欢把它当钱用，换言之，宋代铜钱已成了不折不扣的区域国际货币。有意思的是，当时在朝中身居高位的“财经大咖”们，对宋钱的国际货币地位并不看重，反而对铜钱外流忧心忡忡。当然，铜钱外流肯定会造成“钱荒”，尤其像广州这样的外贸大港，一艘艘“形如山岳”的蕃舶载着铜钱出港，搞得朝廷怎么铸币老百姓手头的钱都不够用。不过，宋钱能成为国际货币，放在现代人眼里，毕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可见，要真正了解老祖宗的心思，其实并不容易。

▍铸造精良，宋钱广受信任

宋钱为何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如此受欢迎呢？当然是因为宋钱成色足、信用好啦。要知道，从秦始皇统一钱币开始，直到宋代，古代中国统一铸币，往少说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铸币技术之精良，是周边的诸多古国压根不能比的。再说，学界公认，大宋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古代王朝，老百姓已经普遍享受到做生意帮补生计的好处，在广州这样的外贸大港，靠经商发财的人更是不知凡几。

商业的顺利运转，必然要求货币有良好的信用。所以，朝廷有一套完整的监管制度，保证铸造出来的铜钱质量好、成色足，老百姓用得放心。

用宋仁宗年间（1010年~1063年）的财经大咖李觏的话来说，“金银其价重大，不适小用，惟泉布之作，百王不易之道也。”“泉布”就是铜钱的意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金银价值大，只能用于大宗交易，只有铜钱，才是“永恒”的货币。对待“百王不易之道”，当然怎么重视都不过分。

上文说了，上至皇帝，下至执掌大权的财经大咖，谁也没有让铜钱成为区域国际货币的打算，那铜钱又是如何走出国门的呢？一来，当时东南亚不少古国都是大宋的“属国”，朝廷隔三岔五就会赏赐一些铜钱给他们；二来，广州当时是外贸大港，一艘艘蕃舶带着异域奢侈品漂洋过海，大宋官府和商人购买这些异域商品，当然要付钱，除了金银，付得最多的就是铜钱。于是，一艘艘装载铜钱的商船从广州出发，驶往海上丝路沿线的各个地方。

▍中国铜钱，走红东南亚

远的地方，咱们不说，只说广州的这些东南亚近邻，大多数要比大宋落后很多，有的地方甚至还处于“男人打猎，女人采果子”的原始部落水平。老天爷赏饭吃，这些盛产象牙、香木的古国靠着跟大宋做生意，渐渐发达起来，但铸币的本事可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掌握的。这些古国铸造的钱币大多质量粗劣，而且产量还少，老百姓难免还要“物物交换”，实在是不方便极了。

大宋铜钱一“登陆”，不少古国的国王喜出望外，这些钱币铸造精良，成色足，在当地流通使用，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老百姓也高兴啊，“物物交换”要多麻烦有多麻烦，用这大宋铜钱，又放心又高效。源源不断流入这些古国的宋钱，就成了人们日常交易最喜爱的货币，交趾国王甚至下令，宋钱只可流入，不可流出，在国内越多越好，关于货币信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肯定不能像现代经济学家那样说得头头是道，但他认准了一条，交趾用宋钱，对本国经济与百姓生活的好处，要远大过用本地钱。其他古国国王以及部落首领的想法也差不多，正是在诸多古国的热切“欢迎”下，宋代铜钱赢得了区域国际货币的地位。

▍铜钱流向海外，境内频闹“钱荒”

一船船宋钱源源不断流向境外，宋朝境内就不可避免闹起了“钱荒” 。要知道，铸造铜钱可不像印钞，要开发铜矿资源，要投入人力与技术，没办法随心所欲扩大产量。“钱荒”闹得有多厉害呢？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话说宋理宗年间（1205年~1264年）的一个春夜，台州的老百姓一觉醒来，发现市面上居然一枚铜钱都找不到了，顿时慌了神。原来，这些铜钱都被日本商船连夜运走了。广州虽然没有闹过这么厉害的“钱荒”，但地方官也常感叹铜钱外流，影响百姓生计。

“钱荒”时不时发作，实在令人闹心。再说，宋朝的财经大咖本就没打算把铜钱打造成国际货币，于是，朝廷决定“一禁了之”：对“属国”的铜钱赏赐，越少越好；购买进口奢侈品，禁用铜钱，改用瓷器“物物交换”；对胆敢走私铜钱到海外的商贾，施以重罚，走私一贯以上铜钱，主犯就要判死刑；就算只走私一文钱，都要发配到偏远地区，服苦役，啃窝窝头。

照理说，走私铜钱的刑罚这么重，“钱荒”应该可以缓解了吧？你猜怎么着？通过赏赐与贸易得到的铜钱越少，东南亚诸国对铜钱的需求就越饥渴，商贾走私铜钱的收益就越高，在国外，一贯铜钱能买到的货物价值，几乎是国内的百倍。就算是“掉脑袋”的危险，也没法阻挡他们挟带铜钱出海。有些胆儿肥的，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去做了海盗，驾着比兵船快几倍的海盗船，满载铜钱，扬长而去。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王月华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林玮琳